一是抓政府责任落实。通过总量控制和流域考核等，使地方政府对环境负责。他指出：“过去也说负责，但没说怎么负责，通过‘十一五’减排实践，上上下下都明白。‘十一五’期间政府对环境目标负责是很好的制度创新。”
    二是环保投入加大。“十一五”期间，中央财政环保累计投入超过1666.53亿元，是“十五”投资的近3倍。
    三是以脱硫电价为代表的经济政策的综合利用，需要继续持续作用。
    “十一五”期间，我国重点实施了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、燃煤电厂脱硫等环境保护十大工程，治污减排设施建设实现了跨越发展。
    《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10年底，火电行业脱硫机组安装容量为5.78亿千瓦，火电脱硫机组比例从2005年的12％提高到2010年的82.6％。
    环境规划院相关研究显示，工程减排对完成“十一五”污染减排任务贡献最大。二氧化硫工程削减量占全部削减量的67.2％，其中电厂脱硫工程实现二氧化硫削减量占总削减量的59.5％。以大工程带动大治理，保障了“十一五”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。
    对于工程减排取得的巨大成绩，吴舜泽举例说：“2005～2012年7年间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是1949~2005年的1.5倍。这么大的工程‘砸’下去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欠账，这对减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。”
    但他认为，在工程减排、管理减排和结构减排中，将减排动力从末端治理的工程减排向前端转移才是重点，也是难点。
    吴舜泽说：“‘十一五’期间，以工程措施为主是由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。二氧化硫减排重点是火电行业，这个行业的排放基数比较大，环保设施底子薄弱，工程减排好启动。”
    他同时表示，但这也意味着‘十二五’、‘十三五’污染物总量减排的潜力收窄，需要进一步拓宽减排领域，加快钢铁、石化等行业的脱硫设施建设以及工业燃煤锅炉的污染治理。更要触碰老大难的问题，如燃煤消费总量控制、产业结构调整、技术进步提高等，这些相当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硬骨头战役。